满清入关，神州陆沉，战争惨烈，不忍目睹。
但就是这样代价沉重的国战，如果只是简单的军事胜利，那就失去了其根本的意义。如果不能从这场战争中学到教训，改正错误，那尸山血海的代价就只能换来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和平，就又会走上治乱轮回的老路。
而就治乱轮回的趋势而言，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和平民百姓的苦难挣扎。
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当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也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的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
此外，还有不断改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所以，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大量增加之后，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在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中，由于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便象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直到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
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生产开始恢复，和平年月又降临了。
归根究底，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以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也就是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因此，要跳出治乱轮回的周期律，便既要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还要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但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显然，现在的大明帝国即便有朱永兴这样具有深远眼光的领导人，也没有在短期内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止步不前，而是要勇敢地迈步，尽管蹒跚，却是向前。
“官办要逐渐退出工商业，先从民生领域开始。”朱永兴的意志相当坚决，尽管官办工商业获利极大，对战争的帮助也极大。
因为，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而且，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而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就会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将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于是，**的源头又会产生。
“万岁，战争未止，此时废官办，未免操之过急。”工部尚书蔡明躬身谏道。
“所以才要逐步退出。”朱永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能等利益集团强大了再动手削弱，官办的弊大于利是勿庸置疑的，“要有个时间计划，先退出哪些，再退出哪些，工部拟条陈吧！”
“是，微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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