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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以来，咏梅诗文无数，即便是词令风行的宋时，描写梅花的诗作也是不胜枚数。广为人知的自是王安石的《梅花》以及林逋的《山园小梅》。而王棣随口诵出的这首《红梅》，则又是以另一种角度来描写梅花，也就使得这首诗显得别具一格。
整首诗可谓是意境高远，读来也是朗朗上口，尤其是高超的表现手法，更是令人赞叹；尽管是在描写梅花，但是很显然诗人在这里是另有所指。
文为心声，此诗当亦如此，虽写红梅，却何尝不是在写人性？
桃李莫相妒，人与人当亦如是；红梅高洁，未肯十分红，若换作人，亦当低调谦和，否则难免为世人所误，悠悠众口，又哪能事事迎合？
照理说，王棣这种年龄是绝能写出这般富有哲理性的诗句，但外人联系到他的身世，倒也不曾置疑——王相公的经历、遭遇摆在那，到现时旧党执政，介甫先生苦心孤诣经营的新法革新局面土崩瓦解，于某一部分人而言，实是人生之殇。
纵观王安石家族，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叔祖王贯之是咸平三年进士，父亲王益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到了他同辈，兄弟七人尽皆出仕为官，有四人进士及第，临川王氏与眉山苏氏乃绝世双骄也。惜哉的是，及至安石子侄辈，原本就子息不盛，唯有位列“临川三子”之一的王雱惊才绝艳，偏偏天妒英才，余者皆不足道也。至于孙辈，子男七、八人，最长者刚加冠礼，年幼者尚牙牙学语，除了王桐少有才名，余者泛泛。而让东坡居士赞誉有加的王棣，则经年无音讯。
世人看在眼中，皆言王氏后继无人也。
一首《红梅》横空出世，乍然将王棣带回了世人面前。
江宁是王氏的大本营，前有王益任通判，其后王安石、王安礼相继出任知府，在这方土地，王家的一举一动都颇受关注。
“王家宝树”终于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有人欣慰开怀，有人乐见其成，自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满怀恶意的质言诽谤。但无论如何，王棣算是再度出名了。
只不过，在词风鼎盛的本朝，《红梅》这样的一首诗也掀不起太大波澜。
曲子词曲子词，原本就极适合诵唱。
大宋建国百三十年，至神宗朝时，城市人口三成余，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时人便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之赞。
社会经济发达，各种乐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而催生出词作，至有井水处皆唱词令也。
时下最为知名的词人当数苏轼、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几人，青楼章台、平康行院多唱其词。
文人作诗词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觞增添娱乐，歌伎慕名请文士写诗题词，以此抬高身价。此乃风流雅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叔原妙在得于妇人”的晏几道，莫不如是。
浅吟低唱如柳三变，纵使奉旨填词，亦能唱彻乐坊。
时下以苏词为最尊，亦为之宗，然激者最喜者仍是秦少游、周美成。无他，东坡居士之词大多不适。
“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此寥寥数十字评说在元佑五年自金陵始，短短数月传遍大江南北，首功当推聂胜琼。
初二那日，“寒烟阁”头牌姑娘一直跟随王棣左右，听其言观其行，或微蹙柳眉，或凝眸细思，目光多在王家三郎身上，纯洁如梅。
临别前，她走到王棣身前，大大方方的邀请王家少年郎前去“寒烟阁”听曲，又说有不情之请，希望王三郎能为她填阙词。
这在王棣听来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毕竟是初次见面，不熟的好不好，还真是不情之请呢。
但李之问等人却是惊诧不已了。作为聂胜琼的拥趸者，他们自然清楚她的“成长之路”——聂姑娘色艺双绝，精通吹拉弹唱各种乐器，唱的曲子词除了苏、晏数人之作，便是她自己的作品。自出道以来，她可从没主动向别人邀“词”。王棣何德何能啊，竟让聂姑娘“破例”。
之后，聂胜琼又问王棣喜好何家词风。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呀。
王棣遂有了那几句话，听者尽觉精辟之极。
初二过后这十来日，金陵城春节氛围犹浓，眼见着上元节日渐，全城关注的“花魁大会”即将到来。
“花魁大会”即“品花评”。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激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激，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本朝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激的“选美”活动，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名美其名曰“评花榜”。
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激，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激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
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其时汴京名激郜懿以美貌着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红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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