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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暴雨稍停的时候，东厂驻武昌的探子就整理了信息，乘坐火轮船去应天府送信。
行动比鄂国公府的炮船还快。
咸宁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西历1782年7月28日，应天府的大明皇帝朱仲林就收到了消息。
皇帝立刻召集了东厂主要管事。
让他们随时关注长江上游来的船只乘客情况，严密监控朝廷直辖地区的粮食和水运市场行情动向。
然后命令皇家直属的商行立刻行动，购买和雇佣更多的船只，越多越好。
马上去交趾、南越、暹罗、爪哇等地区运粮。
停止发售皇家南洋粮票，同时收购民间的南洋粮票，也就是南洋当季粮食所有权票，相当于南洋粮食期货凭证。
朱仲林成长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对民间商人的德性再熟悉不过了。
商人当然恨藩镇，但恨藩镇的真正原因，还是是藩镇会影响他们赚钱，藩镇不让他们好好赚钱。
传统藩镇贵族霸占土地，不给他们去搞商业经营。
跟上时代的新藩镇贵族，又经常会像鄂国公左家那样，利用身份、权力、暴力控制市场。
这种东西方都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启蒙思想形成的直接诱因。
工商业的代言人们，由此开始鼓吹天赋人权，鼓吹人人生而平等，生命和自由都是天生不可侵犯的。
开始鼓吹社会契约论，宣称国家和国王是平民授权签约形成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遵守基本的社会契约，国王也应该在契约范围内存在。
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和统治者不能利用国家权力干涉商业经营，更不能直接掠夺财富。
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社会现实”，催生出了启蒙思想这些“社会意识”。
这些社会意识要求构建与之向匹配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文化。
最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服务。
但是，鼓吹这些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因，还是社会权力并不掌握在商人手中。
如果没有藩镇的影响，商人能自由赚钱的情况下，那遇到了灾年的时候，他们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当商人掌控了社会权力之后，也会干出与封建统治者相似的事情。
只是可能会做的比较隐蔽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当初鼓吹过的那些道理，总不能明着违背。
资本主义群体掌控社会权力之前，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是启蒙思想，看上去说起来都格外的光辉靓丽吸引人。
但是资本主义群体掌握了社会权力之后，那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罪恶也就无法继续隐藏了。
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时，会催生出另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取代启蒙主义。
大明皇室经过崇祯的改造，现在其实已经是新贵族了，直接经营着大量的商行、农场、工厂。
只是有崇祯这个现代人引导，再加上皇室还是稍微要点脸，维持自己的神圣形象。
通常是凭借信息差经营牟利，这是崇祯带来的更高级的商业掠夺，很少会像鄂国公左家那样直接暴力掠夺了。
所以现在东方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思想，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东方的启蒙基本不反对皇帝，因为大明皇帝看上去更加守规矩，特别是有藩镇做对比的情况下。
同时在崇祯皇帝以后的大明皇室，通常还是工商业的直接促进和领导者。
关键是崇祯改革了大明的科举制度，为大明的工商业群体打开了上升途径，让他们中的精英能够合法的掌握社会权力。
所以东方的启蒙更多的是反藩镇、反夷狄，对应的诉求就是削藩和北伐，已经喊了好几十年了。
崇祯皇帝改造的东西厂，朱简烜的火轮船，在这次大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让皇帝能够抢先一步开始安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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