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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州，冯翊县东北，新设“永固”灾民营地。
这里的“永固”之名，与其说是期盼，不如说是一种在绝望中强行注入的、渺茫的慰藉。营地建在一处相对开阔、地势较高的河滩台地上，远离了最初蟠龙岗那种孤岛绝境，但也因此汇集了从四面八方逃难而来的更多灾民。木桩墙和“高脚棚屋”带来了一丝秩序和希望，但另一种更隐蔽、更致命的威胁，如同跗骨之蛆，在拥挤、污秽、营养不良的人群中悄然蔓延，其速度甚至超过了洪水退去的速度。
最初的征兆是零星的发热、呕吐和腹泻。在缺医少药、普遍虚弱的情况下，这并未引起太大警惕，常被归咎于“水土不服”或“受了风寒”。但很快，病情开始呈现出清晰的、令人恐惧的差异和集群性。在营地西侧低洼、靠近临时挖掘的、但早已不堪重负的露天粪坑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倒下了，症状类似：高热不退，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手脚抽搐，皮肤失去弹性，眼窝深陷。而在相对干燥的东侧坡地，则出现了另一种可怖的景象：一些人身上开始出现红色斑疹，继而变成水疱、脓疱，伴随着剧烈头痛、背痛和高热，死亡率极高，且幸存者往往留下满身疤痕。更令人不安的是，无论哪种症状，似乎都能“传染”——一个家庭中往往接连倒下，左邻右舍也难幸免。
“是霍乱，还有……天花。”临时搭建的、四面漏风的“医棚”内，从长安赶来、脸上蒙着浸过醋的粗布面巾的老太医，在仔细检查了几名重病患后，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对同样蒙着口鼻的李瑾低语。他眼中有着深切的恐惧，不仅是对疫病本身，更是对这两种在古代几乎等于死亡代名词的恶疾的畏惧。“霍乱多起于饮食不洁，秽物污染水源。而天花……戾气凶猛，一人出痘，可传一室，一室可传一坊啊！”
李瑾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最担心的情况，还是以最恶劣的方式到来了。水源性传染病和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同时爆发，在这样人员密集、卫生条件极差的环境下，简直是死神的狂欢。
“医官，药石可还有效？”李瑾问，尽管心中已有答案。
老太医苦涩地摇头：“霍乱之症，重在补液（注：此时尚无系统的静脉补液概念，但知需补充水分盐分），避污秽，清肠胃。所备草药如黄连、葛根、半夏之类，对轻症或有些许缓解，然重症者，十难救一。至于天花……”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唯有听天由命，或可试以人痘之法，但仓促之间，何处去寻那‘苗’？且种痘本身亦有风险，非万全之策。眼下药材早已告罄，连洁净布帛、烧酒都稀缺……王爷，此地已成疫疠之窟，非久留之地啊！”
李瑾没有回应老太医隐晦的撤离建议。他知道，自己不能走，也走不了。他走出医棚，望着眼前这片绵延数里、人头攒动却又死气沉沉的营地。空气中混杂着粪尿的骚臭、腐烂物的酸臭、草药的苦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令人心悸的“病气”。远处，那几座用简陋草席勉强围起、被称为“隔离区”的棚屋方向，不时传来痛苦的**和压抑的哭泣，如同地狱传来的回响。更远处，焚烧尸体的黑烟昼夜不息，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焦臭，但即便如此，也赶不上尸体产生的速度。
营地里的秩序，虽然在“高脚棚屋”和相对稳定的食物供应下有所好转，但在瘟疫的阴影下，再次变得脆弱不堪。人们用充满恐惧和怀疑的眼神互相打量，任何一声咳嗽、一个呕吐，都可能引发小范围的骚动和逃离。对“隔离区”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疾病的恐惧，因为被送进去，几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已有绝望的病患家属试图冲击隔离区，想要带走亲人，或者仅仅是想死在一起，被手持长竿、同样面蒙布巾的兵丁粗暴地拦了回去，冲突一触即发。
“王爷，”杜衡脚步匆匆地赶来，脸色同样凝重，“又有十七人出现高热腹泻，五人身上现红疹。疑似病患的棚屋已增至四十三处，隔离区人满为患，看护的人手和药材……实在没有了。还有，今日又发现三具被遗弃在营地边缘的尸体，看痕迹，是家人怕被牵连，偷偷扔出来的。另外，负责焚烧尸体的‘敢死队’，今早又病倒了五个，剩下的人也怨声载道，说接触死尸不祥，要求增加口粮和赏银，否则就要散伙。”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每一件都是足以压垮神经的难题。瘟疫，这个无形的、却最致命的敌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营地本已脆弱的人力、物力和秩序，更在吞噬着人们最后的希望和理智。
李瑾深吸一口气，那混合着各种不祥气味的空气让他肺部一阵不适。他知道，之前那些零散的、主要依靠威慑和劝说的防疫措施，在霍乱和天花这类烈性传染病面前，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采取更坚决、更系统、甚至更冷酷的措施，进行一场全面、彻底、不妥协的防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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