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于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平安地在一座军用机场里着陆。
飞机稳稳地停下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终止后，机舱内顿时一片寂静。我看见驾驶员打开驾驶舱的门走了出来，来到坐在前排窗口的朱可夫旁边，说：“我们到了，将军同志”然后他猛然拉开门鼻，用脚踢开门，哐的一声放下短短的铁梯，然后挺直身子，向旁边跨了一步，请朱可夫下飞机。
虽然没有人喊口令，但是随着朱可夫的起身，舱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垂手肃立，眼睛都盯着他。朱可夫走到敞开的机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了舷梯。他的副官一只手提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一件野战领章上缀看绿色将星的灰色大衣，也跟着走了下去。
朱可夫离开后，大家立即忙碌起来，收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鱼贯着往舱外走。我压根没带任何行李，所以也没有啥可收拾的，也跟着大家向外走。
我刚走到机舱门口，一阵迎面吹来的潮湿寒冷的秋风便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下舷梯的时候，我不由地摇头苦笑，在莫斯科待了五六年，也清楚这个城市十月里的温度早晚都很低，而现在我穿的是夏季战服，下身穿着的居然还是那种仅仅长过盖过膝盖的裙装，不感到冷才怪了。再看看其他人，人人身上都穿着厚实的军大衣，看来都是有备而来。
朱可夫站在二十几米外的一辆黑色长轿车前，正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握手。他的身上穿的是一件皮夹克，而他的军大衣正被站在身后的副官拿着，我心里暗想，要是他能把大衣借给我穿穿就好啦。当然这也只能想想，要知道别人是大人物，未来的副统帅，怎么可能关注到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就在我冷得打哆嗦的时候，一件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被遮盖住的肩膀马上感觉暖和起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科罗廖夫上校，他身上也穿着单薄的夏季军服，估计是看我冻得够呛，便把他的军大衣给我披上啦。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感激地对他说了句：“谢谢你，巴维尔叔叔。”
在我所知的历史里，在战争期间，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相反军区内部的各级指挥人员却很少发生变动。我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科罗廖夫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何况我和他的女儿还是好朋友呢。
我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机场，只有远处停着两架战斗机，应该就是护送我们到莫斯科来的飞机吧。”
字形着陆标志旁，在和一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和一面红旗的执勤军官说话，除此以外，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
朱可夫坐上加长轿车离开后，一辆客车开到了我们身边。车门打开后，从车上下来一个上尉，他没有敬礼而是冲着大家直接说：“都上车吧，指挥员同志们。”
虽然在场的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的军衔都比他高，但对于他这种近似于无理的态度，却没有人说一句话。既然军衔高的人都不说话，我这个小小的中尉还是乖乖闭嘴吧。
客车上拉着厚厚的窗帘，车上的照明灯一关，顿时是漆黑一片。我找了个靠后的座位，坐下便开始闭目养神，反正也看不到外面的街景，还不如趁早睡觉。不过睡着以前，我还在想，今天离开高地前，我洗的那些内衣才晾了一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帮我接着晾，晾干以后有没有人帮我收。如果有人帮忙的话，这个人会是谁，是副排长卡列尼娜、一班长让娜还是那个可爱的列娜。
车被科罗廖夫上校叫醒的时候，车已经停在了旅馆前。这个旅馆应该是归军方直接直辖的，除了门口有站岗值勤的哨兵，连里面的服务员也都是穿着军装的。
在大厅里，负责接待那位的女少尉，按照我们的军衔和职位来安排房间。将军是一人一个单间，上校是两人一个房间，中校、少校则是四个人一个房间。轮到我的时候，她明显感到有些为难，毕竟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分单间吧，我不够级别；分到其它的房间，又都是男人。她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把我安排到旅馆的女职工宿舍里去。
宿舍里有四张床，她领我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有个女兵。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正坐在床上看书，看见我们进门，她马上站了起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估计是在犹豫是否该向我敬礼。少尉招呼对方说：“阿克莎拉，我带了个指挥员过来，她要临时在这里住几天，你要负责好好地接待她。”
叫阿克莎拉的女兵慌乱地应了一声，走了过来，想帮拿我行李，发现我两手空空，稍稍地楞了一下，便招呼我说：“指挥员同志，请把大衣脱下来吧，这屋子里有暖气。”
然后她接过我脱下的大衣，挂在了墙上的衣帽钩上。
少尉又对我说：“我叫柳达，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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